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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鹗简介晚清通才刘鹗为何被民间直呼汉奸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2:44:20 阅读: 来源:油泵厂家

刘鹗简介:晚清通才刘鹗为何被民间直呼“汉奸”

晚清时代,出过一位通才,他就是刘鹗。其学识博杂,精于考古,长于文学,并在算学、医道、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,被海内外学者誉为“小说家、诗人、哲学家、音乐家、医生、企业家、数学家、藏书家、古董收藏家、水利专家、慈善家”。

胡适先生曾概括刘鹗的一生,称其“有四件大事:一是河工,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认,三是请开山西的矿,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。”胡先生没有提到刘鹗的另一件大事,即他还写过令他名垂青史的《老残游记》。

作为罕见通才的刘鹗涉猎了众多领域,著述颇丰,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除《老残游记》外,刘鹗还著有天算著作《勾股天元草》、《孤三角术》,治河著作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、《治河七说》、《治河续说》,医学著作《人命安和集》(未完成),金石著作《铁云藏龟》、《铁云藏陶》、《铁云泥封》,诗歌集《铁云诗存》等。

然而,刘鹗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精明强干的他屡遭官场陷害,同时又因为他贿赂官员,给世人留下了“反腐作家也腐败”之讥。他参与洋人开矿等事情,又被民间直呼为汉奸。其双面人生,令人唏嘘不已。

刘鹗

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。在列强频频入侵的晚清大变局中,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“扶衰振敝”的药方是,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,筑路开矿,使民众摆脱贫困,国家逐步走向富强。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(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)的信中曾这样说道:“晋矿开则民得养,而国可富也。国无素蓄,不如任欧人开之,我严定其制,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。如是,则彼之利在一时,而我之利在百世矣。”

他的观点听似有理,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,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,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。

那时,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,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。1896年,“皮包”公司“北京辛迪加”(福公司)在伦敦注册后,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。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。他的好朋友、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。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,获得了足够分量的政治支持。

这时的刘鹗,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,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,受排挤落马;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,建议修筑津镇(镇江)铁路,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,惹了一身骚。

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。他曾带“字画数十件余”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,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,时任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,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则“日记”为证:“刘鹗者,镇江同乡,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,携银五万,至京打点,营干办铁路,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。记之以为邪蒿之据。”

刘鹗行贿翁同龢,自然是为了“承包”铁路工程,没想到翁同龢高风亮节,不念同乡之谊,不为重金所动,还在日记里把刘鹗的这一丑行记录下来了。

所以,当罗沙第来北京时,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刘鹗正郁闷不得志呢。经马建忠牵线,自然一拍即合,刘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,开始了其颇受人诟病的买办生涯。

刘鹗的买办生涯伊始,他的亲家毛庆蕃、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。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,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,由他承转。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,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。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,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,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。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,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。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,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。

曾经商海的刘鹗是操作高手,善于打擦边球,去绕开政策之限制。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,刘鹗便想了个办法: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,自己开采,但因为资本不够,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银一千万两,福公司因之而获得了山西盂县、平定州与潞安、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开采权中利润的50%,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。合同名为“筹借洋债”,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,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,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,于国于民皆不利。

刘鹗的此举,自然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,大家义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,强烈指责刘鹗的此举实为卖国行径。山西的窑主们广为发动各种社会关系,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,声势浩大,当时正是华北仇外气氛活跃,朝廷也是保守派当道,于是,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,刘鹗则被开除公职。福公司也暂时偃旗息鼓,被迫停止运营,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才在山西重新运作,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,山西之矿中饱了福公司之私囊。

在山西遇到的麻烦,使刘鹗汲取了教训。痛定思痛后,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变。福公司的河南业务相对比较顺利。在河南,刘鹗低调地躲在幕后,让他的亲家、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,出面成立了“皮包”公司“豫丰公司”,豫丰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矿址,其实就是专为福公司绕开外资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顶“红帽子”。随后便是“标准流程”:豫丰公司向福公司“借款”开矿,由意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,在河南地方官员的大力配合下,很快获得朝廷批准,开设了焦作煤矿。刘鹗成了福公司的红人,忙得不亦乐乎,不仅帮着修订焦作煤矿章程,还协助老外分送股票、安排“买办们”的工作和报酬等,深深参与到煤矿的实际管理中,在为国人所痛恨的买办路上越走越远。

战果辉煌的福公司中国业务拓展得很快,在四川麻哈金矿,浙江衢、严、温、处四府煤矿铁矿等业务中,刘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,他上蹿下跳,左右逢源,帮着福公司四处打点,被民间直呼为“汉奸”。先富起来的刘鹗也先后在上海自办商场、纺织厂,但都失败;随后干脆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,违反国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,牟取暴利,也帮了日本在朝殖民当局的大忙。又私自拜见日本使节要人,并多次东渡日本,这些都构成了他的人生污点。

1900年,是中国农历庚子年,这一年夏天,中国与当时世界上8个主要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。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“庚子国变”。庚子之变发生,慈禧太后仓皇西逃,八国联军占领北京,恣意烧杀淫掠、无恶不作,北京居民同时还面临饥饿威胁。刘鹗于八月冒险北上,九月初抵京后,致力救济并参与和议斡旋条款。

当时北京市面上无粮可供,刘鹗从上海购粮食经海路运至天津,再运到北京。他创办了平粜局,一面粜,一面赈。时俄军占领北京太仓,因仓内有老鼠,俄军扬言要举火焚烧,刘鹗紧急联合其他赈济团体集款,将太仓存米全部买下,作为平粜,救下许多人的性命。不料后来此举成为刘鹗“盗卖太仓官米”的一大罪状。

1905年,刘鹗与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合伙买下江浦县九濮洲3890亩地皮,其中刘鹗名下为1945亩,并办理了执照。刘鹗认为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商货吐纳之所。江浦有个豪绅陈浏,曾做过五品京官。这时朝廷决定筑津浦铁路,以浦口为终点,地价势将攀升,他见刘鹗买了浦口附近的地皮,占了便宜,便设计通过京中御史吴文翰将禀帖投到军机处、外务部、邮传部,控告刘鹗“私集洋股,揽买土地”,欲将刘鹗置之死地。

于是刘鹗被抓拿归案,后被流放到迪化(今乌鲁木齐)。

在迪化期间,刘鹗在行医诊病之余,还经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诗文唱和,可惜现已大多失传。他还发挥其叙景状物的特长,用对联的形式为后人勾勒出一幅维妙维肖的清末迪化风土图,令人叹为观止:“流水小桥催钓影,春风深巷卖花声。”

1909年七月初八,刘鹗突然中风,于贫病交加中逝于迪化,终年52岁。三年后,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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